还有一种是不合理、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垄断。
当然，要让微软达到许多评论家要求的那样，对盗版完全视而不见，这实在太难了。先是北京市政府宣布给自己所有的电脑装上国产的红旗Linux，紧接着微软又被安全部门怀疑，会为美国政府窃取中国机密大开方便之门。
他们奉行的经营策略，丝毫不出人意料，高价卖产品，高调对每一起已经发现的盗版行为积极追诉，企图通过中国的法律系统来解决问题，但最终在法庭上屡屡碰壁。微软中国的前高管吴士宏后来在她的那本著名的《逆风飞扬》中，对微软的初期经营策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苗谭：资深投资分析人士。他还告诉中国的领导人，微软将帮助中国发展他的软件事业。她同时指出，忽略政府公关才让微软在各条战线上悲剧重生。
这笔钱的数额高达十几亿元人民币。他在美国时，与政府保持距离，在市场上奉行高价策略，同时严厉打击盗版。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解释美国时，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解释美国。首先它跟我接受的训练有一点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宏观数据，像中国这种国家——当时的情况还不如现在这么严重，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也是盈余，这种情况有一年、两年没什么特别奇怪，但持续十几年是这种状况，本身也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了。长话短说，对国营垄断企业创造的盈利，我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的。
新政里有一部分是政府花钱修路，但更重要的是改革。政策赋予国有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厚，这种情况下谁能跟它们竞争？我并不觉得国有企业有什么真正的改善。
但是，任何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或者不需要研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企业有没有竞争能力，必须在竞争环境里才能做这个判定。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很说明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具备经济起飞的良好基础——你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说文化，或者是气候，谁知道，也许是吃大米呢。我需要去看数据，我的数据来源是政府自己做的中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但是它在1990年代中断了。
很多农民可以在本地创业，但他创业必须获得资金。拉美化在国内曾经讨论比较多，但大家主要看的是收入分配方面。1990年代全部取消这些改革措施，而且把网点从1985年大概四十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九万多家。我以为，当时政府应该把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非盈利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承担下来，不要让那么多工人失业。
对这种评论可以有两种解释。那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帮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今年有些企业家对我们给他做的报告非常满意，自己买飞机票到MIT，听学生给他讲。当时中国金融体制的覆盖面能达到这种程度：70％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而1990年代只有30％。
如果有人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有人说我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我是不承认的，至少主观上我在尽量从数据和事实上出发。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经济观察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恐惧会不会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 黄亚生：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的方法就是，从宏观数据分析，然后到微观方面去找出答案。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经济观察报：那么后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你的意料吗？ 黄亚生：如果说经济增长，一般人马上就理解成GDP增长。
如果这时候中国60%居民储蓄里有50%——相当于中国居民总储蓄的30%逃到国外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现在而言，居民消费指数并没有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没有上去，但是资产消费上去了，从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可以看出。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
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还是好好的?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外需，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国内的内需，主要是消费的内需，也就是居民消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产阶级，现在变成无产阶级。但是当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很抱团，而且说话很强硬的一个集团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也就是说典型的老百姓，他的存款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研究结论出来以后，也听到了一些看法。这样根据利率你可以算出存款。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 《好争辩的印度人》。
显然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上，我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奥巴马有救市和救企业行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是要对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制度改革。
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我们的主要费用由MIT校友捐赠。
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它也在进行制度的演化。
我在会上讲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中国官员就问我：小黄，你去美国多少年了——他管我叫小黄，那时根本就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用这种语言表示他显然对我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如果他们做这些项目的话，一般收费在六十万美元。比如现在我跟两位MIT的同事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科技(0.275,0.00,0.00%)知识的生产，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中国科学家在海外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超过八十万份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信息库。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
我当时怎么产生这种灵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刚才说的那些中国官员更接触实际。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
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一种观点是，我提出FDI发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出现问题，他们认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结论。
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我也希望利用这个项目来推动中国商学院教育更多面对社会，能够从第一天就接触企业，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讨论案例。
